作者：白宏太 信息來源：中國教師報 

    在北京市建華實驗學校的七年制中學，集聚了一批高學歷教師，近一半教師具有博士學歷。“這不是大材小用嗎？”有人很不理解。 
    但實際上，引進高學歷人才，既與學校承擔的特殊使命與任務有關，也與校長李金初對這所學校的定位有關……  
    一年多前，王家驥即將從北京大學醫學部博士畢業，面臨擇業。 
    對王家驥來說，找到一份薪酬很高的職業并不是難事，但他有些猶豫，因為“希望從事一份更有價值感的工作”。 
一天，王家驥去清華大學找同學，無意間趕上北京市建華實驗學校（以下簡稱“建華”）舉辦的一場宣講會，做壓軸演講的是校長李金初。 
    就是這個演講，改變了王家驥的抉擇。“第一次發現，還有這樣完全不一樣的學校。”當年的高考經歷，讓王家驥“痛恨”學校，但這所學校讓他很向往。 
    那天回去，王家驥當即向建華投遞了簡歷。如今的他，已經是建華七年制中學的班主任兼科學課教師。  
    無獨有偶，在清華大學做博士后研究的唐瑞鶴，也是聽了這場宣講會，堅定地選擇到建華做中學教師。在建華，有類似經歷的教師還有許多。 
    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讓這些高學歷的人才甘愿到中學任教？這里又有哪些不一樣的教育實踐，讓他們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價值？ 
    1.“培養-研究型"學校   
    這是什么課？冷不丁地走進建華的課堂，許多人都會一頭霧水。 
    在初一（2）班，教師楊丹一上課，先向學生拋出一個問題：“果蠅有多少只眼睛？”學生們的答案五花八門。楊丹不置可否，請出一個3人研究小組做匯報。3個學生已經通過實驗，從蟲卵到成蟲，對果蠅做了12天的生長觀察。 
    這，不就是生物課嘛，別急著下結論。課堂上很快有了新問題：用顯微鏡觀察果蠅，要先將它麻醉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學生們經過討論，認為用二氧化碳麻醉最安全，于是準備制取二氧化碳。 
噢，是化學課吧，好像也不是。怎樣制取二氧化碳呢？學生們列舉了許多方法，有化學的，也有物理的、生物的。接下來，學生們用化學方法制取二氧化碳，又用物理方法進行了驗證，順利麻醉了果蠅，觀察到果蠅美麗的復眼。 
短短一節課，隨著一個個新問題，學生不斷地在不同學科間“穿越”。 
 “這是建華自主設計開發的科學課。”課后，負責七年制中學的趙曉梅主任告訴記者，“科學課綜合了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自然地理等學科知識。” 
    七年制中學，綜合性課程……這些都是建華的創新。 
    在建華，李金初提出了“人生中心教育”，主張“教育為實現美好人生服務”。基于這一理論，學校對傳統的學制、課程、教材及學習方式進行徹底改造。依據新的心理學研究成果，學校將學制調整為小學五年、初中三年、高中四年。 
    與學制改革同步，學校開始了七年制中學課程體系的構建。用李金初的話說，這是“一次全方位的課程創新革命”。最具創新性的課程，就是科學課和社會課。 
    記者聽了一節社會課，同樣上得很“天馬行空”。在初二（1）班，教師董晶講的是“兩極格局的形成”。課堂上，圍繞“兩極格局是必然的嗎”、“美蘇何以成為超級大國”、“美蘇在哪些區域展開爭奪”等問題，學生們小組合作、自主探究，研究歷史源流，比較政治制度，分析地理環境…… 
    從單一的學科課程，到全面的、綜合的、活動式課程的轉變，正是人生中心教育課程在結構上的一大特點。 
    這樣的課程、這樣的學習方式，學生很喜歡。“知識學習是附著于解決問題的實際要求的，無需死記硬背，學到的知識更鮮活、更牢固。”趙曉梅說。 
    不過，這樣的課程與課堂，無疑也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。  
    教師陶偉還記得，兩年前，他一到建華，就被安排教科學課。“起初不明白，后來才知道，就是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理，全由我一個人教，頓時覺得很崩潰。” 
    要知道，陶偉可是中科院畢業的博士，原以為憑自己的水平做個中學教師綽綽有余，沒想到這么難！ 
    如今，陶偉逐漸在教學上變得得心應手，但要上好每節課，仍是不小的挑戰。每一次課他都要圍繞一個主題，把不同學科的知識都融進去。比如，他會從宇宙大爆炸講起，給學生講萬有引力，講元素的聚合，講生物的演變。“這樣上課，比過去做科學研究難度還大。”陶偉笑稱。 
    在建華的七年制中學，集聚了一批高學歷教師，近一半教師具有博士學歷。“這不是大材小用嗎？”有人很不理解。 
     但實際上，引進高學歷人才，既與學校承擔的特殊使命與任務有關，也與李金初對這所學校的定位有關。 
     在七年制中學，學生上課用的教材都是教師們自編的，包括語文、數學、外語、科學、社會。準確地說，這些教材都不是“教材”，而是被稱為“讀本”。“使用讀本意味著，教學是從學開始，從讀開始。”李金初說。 
    這同時也意味著，一套讀本的誕生，從課程目標、課程結構，到內容甄選、呈現方式，一系列原創性工作都考驗著教師們的專業素養。 
    讀本編好了，怎樣用好讀本，讓所有的課都有創造性？李金初告訴教師們，讀本不是唯一，應通過師生的自主、能動和創造，生成更多、更豐富的課程資源。 
    高難度的工作方式，對這些高學歷教師來說，既是挑戰，也是成長，讓他們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。 
更重要的是，只有這樣的教師，才能支撐起李金初對這所學校的期待。“建華應成為‘培養-研究型’學校，在實現培養功能的同時，承擔更多的研究功能。”李金初說。在他的藍圖里，建華是“人生中心教育”的母體，要從學制、課程、資源到方法，創造出一套可推廣的成熟經驗，催生出更多的人生中心教育學校。 
    2.跟著“ 學霸”老師學做人  
    高學歷人才不是建華選擇他們的重要原因。 
    李金初要尋找的，是那些有著相似價值觀的同道人。 
    原本已決定留在中科院工作的陶偉，從未想過要去做中學教師，但兩年前偶然參觀了建華，回家后失眠了。 
    陶偉一直記得李金初說的一句話：“建華的教師學問要全面，地上的全知道，天上的知道一半。這樣，學生的知識面才寬，興趣點才多，將來才有更多的人生選擇。” 
    這句話說到了陶偉心里。在中科院研究空間物理的他深感：“與其一個人孤軍奮斗，不如從中學做起，培養一批‘學霸’，讓他們將來有志于科研。” 
     如今回想起來，陶偉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，特別是無意間發現自己某句話竟然對學生有影響時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 
事實是，因為曾經的“學霸”經歷，這些教師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學習方法，都讓學生十分佩服。 
     剛做了一年班主任的唐瑞鶴，已經與學生其樂融融。與教學相比，唐瑞鶴更喜歡做班主任。用她的話說，“班級是教育矛盾的集中地”，最能鍛煉人。她把過去做科研的經驗用于班級管理，“就像做實驗一樣，先控制其他變量，找出影響最大的參數”。 
    從育人工作中，唐瑞鶴開始體驗到教育的幸福感。她說：“我希望用自己的人格影響學生，讓他們若干年以后還能記起我，這樣的工作才有意義。” 
    每一個走進建華的教師，都在不斷的調適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成長方式。 
     在來建華前，王金姣對自己頗有信心。她學的是數學教育，碩士期間面對幾百人上課，都能講得頭頭是道。 
可是，到建華后的第一節示范課，她就有點“找不著北”。她精心設計好了教案，剛講了個開頭，就被師傅叫停：“你要盡可能少講，讓學生大膽去說。” 
     看似簡單的要求，做起來挺難。看著學生問一堆不相干的問題，課堂既不精彩，也不高效，王金姣心里干著急，覺得有勁使不出來。 
    但慢慢地，王金姣發現，雖然起初教學進度很慢，但一段時間后，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變強了，表達能力提高了。 
而從這些高素養的教師身上，學生們得到的不僅僅是知識，還有平等、尊重、信賴以及智慧的引領。 
    “在這里，你可以問任何問題，老師總是會積極地回應。”學生夏心怡說。 
    “上課時，經常有同學問一些奇怪的問題，老師從來不會批評。”學生王子曦說。 
     不過，有時候，學生們也意外地發現，老師們不是有問必答。他們會說：“哎呀，你的這個問題太特別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咱們一起研究吧。” 
    提問，原本是孩子的權利，卻常常被成人忽略了。殊不知，這樣一些小小的細節，學生們特別在乎。從教師的態度中，他們獲得的是滿滿的成長正能量。 
     3.走出學校，到處都是課程  
    在建華的七年制中學，一個初三學生要離開了，臨別前給班主任寫信，無比眷戀地說：“學過的知識都將淡忘，但永遠忘不了的，是和大家到廣闊世界里學習的日子。” 
    學生信里所說的，是建華的非學校空間課程。這些空間課程的生成，是人生中心教育的一項創造性成果。 
  “人生的邊界，就是課程的邊界”，是李金初人生中心教育的一個基本論斷。據此，他提出了“全課程”構想。“課程應覆蓋學生的全部人生空間，不僅僅是學校空間，還包括心理空間，學校以外的社會空間、自然空間。”  
    如今的建華，社會空間課程和自然空間課程，已經成為每個學期學生們最期盼的課程。 
    每年初一新生入學，最先接觸到的就是社會空間課程。9月1日清晨，全體新生來到天安門廣場，一起觀看莊嚴的升國旗儀式。伴隨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，一項以紅色之旅為主題的社會空間課程拉開序幕。 
    隨即，10月份，初一學生集體乘車奔赴革命圣地井岡山。接下來的一周時間里，學生們參觀朱毛故居、黃洋界、井岡山烈士紀念碑、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……這一場紅色之旅，貫穿著學生三年的初中生活：初一去井岡山、初二去延安、初三去西柏坡，初三畢業前夕，學生們再次到天安門看升國旗。 
     這樣的社會實踐，之所以被稱為課程，緣于教育者一系列科學、細致的設計。每次出發前，學校都會給學生們開講座，學生們也要做好出行的各種準備，參觀回來，還要寫論文、制作PPT、展示匯報。 
    “每個小組要寫一篇5000字的論文，覺得特別難！”學生李潤澤對去井岡山的經歷記憶猶新。有了這次鍛煉，現在的他寫一篇上萬字的論文已不在話下。 
    實際上，學生們的收獲，還遠不止這些有形的學習成果。 
    “與老師、同學出去旅游還是頭一回，要克服生活上的許多困難。”李潤澤說。 
     “我最大的收獲就是學會了如何與人相處。”學生馬嘉成說。 
     顯然，這樣深刻的成長體驗，遠非傳統的說教式德育可以比擬的。 
    除了紅色之旅，學校還有綠色之旅，即一年一次的自然空間課程，目的地是京郊的霧靈山。學生們分成小組，帶著科研課題、各種科考用具，走進大山，或采集巖石標本，或考察植被分布，或測試土壤水質…… 
    只有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，教師們才會驚喜地發現學生的另一面：丟三落四的習慣沒有了，愛挑食的毛病改了，說話輕聲細語、彬彬有禮。 
    也是在這樣的活動中，教師們對課程有了深刻的理解。課程，不僅僅發生在教室或學校有限的空間里，只要善于創造、善于發現，課程無處不在。 
    如今，在七年制中學，更多鮮活的空間課程被創造出來：公益服務、社會活動家、綠色使者、自然探秘…… 
每年寒假，學生們都有一項特殊的寒假作業，也是學校的一門社會空間課程——行走中軸線。學生們走進古老的北京城，沿著首都的中軸線，研究故宮、景山、鼓樓、鐘樓…… 
    “過去只覺得老建筑很美，現在才知道，獸脊、斗拱、飛檐，一磚一瓦都是文化。”馬嘉成說。初一的寒假，他和幾個伙伴商定，以鐘鼓樓的制式和內部構造為課題，實地考察、走訪居民、查閱資料，最后寫出了一篇像模像樣的研究論文。現在的他再經過這些古建筑，會不由得放慢腳步，從心底涌出無比的自豪。 
    4.用人生詮釋教育  
    人生中心教育的最終目的，是教會學生優秀做人、成功做事、幸福生活。 
    李金初一直設想，應該有一門直接為學生人生服務的課程，引導學生思考人生、辨別人生、選擇人生、規劃人生。 
“這門課就叫《人生》。”李金初說，“它應成為與人生中心教育關系最密切的課程，也是一門標志性核心價值課程。”有了它，人生中心教育的課程體系才臻于完美。 
    可是，這門《人生》課究竟該怎么上？教師們都鬧不明白。 
    既然這樣，李金初決定自己先來上“下水課”。“作為一項新事物，除了邏輯上要能自圓其說，最有說服力的證明，就是你把它做出來，讓大家看到它在實踐中是可行的。” 
    校長親自上課？教師和學生們都很好奇，要知道，李金初已經離開講臺三十多年。 
    一年前，青年教師薛祥剛來到建華不久，被李金初叫到辦公室：“我要給學生開一門《人生》課，你來給我做助教。”上課的對象，正是處在思想多變年齡的高一學生。 
    《人生》課隔周一次，每次兩課時，一年下來，李金初堅持給學生們講了10次課。學生們很喜歡，薛祥卻常常叫苦不迭：“校長的課沒有固定的模式，每節課的上法都不一樣，甚至連桌椅的擺放都有講究。”怎樣落實校長的要求，讓他很傷腦筋。 
第一節課，李金初問學生，你們怎么理解人生？各自寫下來。因為閱歷有限，學生們的感悟很粗淺。李金初不作評價，請學生們看視頻，是一段配樂詩朗誦——《生命列車》。看完視頻，學生們陷入沉默。“現在你們是不是對人生有了新理解？”李金初問。當學生們再次提起筆，文字里不覺多了一些真誠、溫度與厚重。 
    “長這么大，這是我第一次認真思考人生。”一個學生在感悟中寫道。 
    第二節課，李金初請學生們讀他的傳記著作《平生只想辦好一所學校》，讀完后，學生們有許多疑問。于是，課堂變成了記者訪談，李金初是被訪者，臺下臺上自由互動。 
    以李金初七十多年的豐富經歷，完全有資格談論人生，但在《人生》課上，他聽得多，講得少。 
    第三節課，是關于李金初的自創性人生理論。“這么抽象的主題，校長總該多講講了吧。”薛祥想。出乎意料，李金初仍不多講。課堂上，學生們圍成三圈，在3位老師引領下，開展圓桌討論。在平等、開放的氛圍中，學生慢慢對于自創性人生的三個關鍵詞——“自主、勞動、創造”有所領悟。 
    學了自創性人生的理論，學生們便有了評判人生的工具。那年寒假，李金初和學生們一起編寫了一本書——《百態人生》，他們選擇了100位人物，有大人物，也有小角色，有正面的，也有反面的。這本書就成了《人生》課的教材。課堂上，他和學生一起臧否人物、品評人生，探討什么是自創性人生。 
    “在《人生》課上，我們理解他人、辨析人生的同時，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。”學生楊宗昊說。 
    “我想，許多年后，在人生的一些重要關口，學生們會突然想起，中學時上過的《人生》課，看看自己是否走向美好人生。”薛祥說。 
    而這正是李金初的夢想：教育改變人生。